吴敬琏：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解决体制缺陷

只有在城市当中，因为有人的互相亲近和接触，通过人和人之间的面对面的交流与冲击，就可以产生新的思想、新的概念和新的产业，这是城市最大的功能。

关于中国城镇化道路的问题，是近几年屡被讨论的问题。我们现在提出“新型城镇化”，那么相对来说就有“旧型城镇化”，旧型城镇化的问题是什么？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？

目前人们对于城镇化大概有两种看法，一个看法认为城镇化是增加需求、拉动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途径。

由于这个看法受到了很多人的反对，有人就提出了第二种看法：城镇化是工业化、现代化的结果而不是一种推动力量。在工业化后，人口会向城市聚集，城镇化就可以得以推进，城镇化是一种结果而不是推动的力量。

我个人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有问题：与发展经济学公认的城镇化在工业化和现代化当中所起的作用相比，上述的两种认识都有很大的差别。

从国外学者的著述和研究看，在一个国家从低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当中，城镇化一直是收入快速增长和一国工业化的内在组成部分。

城市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，创新的孵化、精湛技能的培育，无不在城市进行。只有在城市当中，因为有人的互相亲近和接触，通过人和人之间的面对面的交流与冲击，就可以产生新的思想、新的概念和新的产业，这是城市最大的功能。城镇化的最大作用就是培育出了拉动经济增长的创意产业。

因此，城镇化并非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，而是创造出了一个能产生新思想和新创意的城市。

城镇化当然也有负面效应，比如因为人口密集会造成交通拥堵，垃圾处理、公共卫生管理会变得复杂和困难，治安管理的难度会加大等等。

总之，城市生活的成本就会比较高。如果我们可以尽量发挥城市的正能量，尽量减少其负能量，这样的城镇化就接近成功了。如果不是这样，城市的正能量不能发挥出来，负能量倒是很强，那就会有问题了。中国的旧型城镇化问题的根源可能就在这里。

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解决体制缺陷

怎么能够解决上述问题？我认为需要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作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（下称“《决定》”）联系起来，改变体制上的一些缺陷，这可能会推进新型城镇化。我从亨德森等学者的研究报告中，总结出来一些要点：

一是改变各级政府用行政命令推动城镇化的办法，通过市场运作和政府的土地利用规则提高城镇化效率；二是像《决定》所说的，建立跨城乡的全国统一的劳动力、土地和资本市场，以便使资源流向效率和投资回报最高的地方；三是要改革行政层级制度，重新界定市场的职责，建立现代财政制度。

《决定》提出了新的改革计划和规定，我认为这些规定都是有利于推行更有效率的城镇化的。当然，这些规定设想都很好，寓意都很好，但是推行起来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。

这主要包括两类问题，一类问题是由于意识形态和现在的利益格局所造成的。比如说增加了农民的财产收入，增加了土地的收入，那么就影响到其他的在这个城镇化过程当中的利益主体，他们原有的利益就会受到影响。所以这些来自意识形态和原有利益的阻力要排除。

另一类问题是当我们推行改革的时候，我们不能不顾实际会发生的困难，所以要做一些设想。比如说《决定》里面就讲到，地方政府可以发债。这可是一个很复杂的工程，地方政府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发债，谁对债务进行负责，怎么监督？一些地方债的市场怎么监管？都需要有一整套的解决方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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